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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林田野(597)

永恒的青春记忆:远方北大荒黑龙江兵团十九团五九七值班营屯垦戍边的岁月

 
 
 

日志

 
 
关于我

1969年7月1日,未满十六周岁赴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九团(现五九七农场),先后在一营五连、值班一连、值班营营部、水利大队部、二分场部工作,曾赴珍宝岛前线执行战备任务(并编为珍宝岛战区191部队1分队)、开赴金沙河修水库、进军黑大林子(现名红林)开荒建点、驻点岚峰深山伐木、抽调参加营部和砖厂建设、冬季水利大会战、开荒大会战、营部后勤事务管理等等。1979年1月回杭,一直在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工作,于2014年12月份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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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史海博览之191: 我所亲历的中美“乒乓外交”(上篇)  

2017-03-17 22:27:58|  分类: 史海博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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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史海博览之191: 来源/世纪2017年1期  徐寅生/口述 金大陆/采写 吴维/整理  我所亲历的中美“乒乓外交”(上篇)

转载:史海博览之191: 我所亲历的中美“乒乓外交”(上篇) - 田恒方 - 红林田野(597)

周恩来总理和美国基辛格。

1971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比赛期间的4月6日,毛泽东主席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此事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被媒体称为“乒乓外交”,从此结束了中美两国20多年来交往隔绝的局面,使中美和解随即取得历史性突破。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终于走上了正常化的道路。回忆其中的不为人知的一面,感慨万千。

藤来北京盛情邀请中国队

1971年1月,日本乒协的老会长后藤钾二来到中国。他是亚洲乒乓球联合会的会长,对中国友好。我们1961年去日本访问时,就是他负责接待的。故第31届世锦赛将在日本的名古屋举行时,他作为东道主,名古屋又是他的家乡,就决定亲自来北京邀请。

此刻,宋中从部队调到国家体委工作,担任国家体委秘书长兼中国乒协代主席,便由宋中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同日本客人进行会谈。结果如何,对中国乒乓球界乃至国家的外交事业,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后藤钾二一行四人,还有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村冈久平以及日本乒协理事森武、随员小田悠佑等。后藤钾二先生对宋中说,中国队已经连续两届没有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了,第31届世乒赛两个月后——3月28日在日本名古屋市举行,如果没有中国队参加,这次世乒赛就会失去世界大赛的意义,将缺少光彩。征得日本乒协其他领导人的同意,他下决心一定要请中国队参加,这一次是专程到北京来登门邀请中国队。

当时,中日之间只有民间交流,两国没有建立邦交。日本内阁也是右翼势力当道。所以听说后藤钾二先生要力邀中国队,有人就对他威胁恐吓,并给他设置种种障碍,但他置之不理。面对猖獗的右派势力,冒着风险来促成此事。

后藤钾二先生不但心肠热,性子也急。到北京饭店刚落脚,他便拿出一份会谈纪要的草稿递给宋中,表示希望以这份草拟会谈纪要作为双方会谈的基础。

日文草拟的会谈纪要很快译成了中文,参与会谈的中方人员连夜逐条推敲。该会谈纪要很简洁,大意是中国派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日方遵守“日中关系政治三原则”。这三原则,本是1958年7月周恩来总理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提出来的,“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即“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但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中方参与会谈的代表提出来,必须加上一句话:“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听了中方的这种意见,后藤钾二先生急了,他说:我是搞乒乓球的,是民间的,我怎么有权力能够答应呢。因談判进入僵局,后藤索性称病躺在床上不起来。

这件事情周总理一直在关心着。此时,周总理要听汇报。总理是外交专家,再难的事情到了总理那儿,也会迎刃而解。听了韩念龙(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宋中等人的汇报后,总理说:“我看后藤先生的那份会谈纪要挺好。你们要分清楚,他不是日本政府的外相,而是代表日本乒协来的。一个群众团体,就不必要求他加那句话了,不要难为人家。”周总理最后表态:“你们回去后,马上跟后藤先生谈,谈妥了我就见他。”

当宋中到旅馆转告总理的意见后,老头高兴了,病也好了。所以中国队能否参加31届世乒赛,因有了总理的指示,一切按照民间交往的原则展开和进行,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周恩来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很快便在人大会堂会见了后藤钾二先生一行。

周总理说:“后藤先生,感谢您对中日之间乒乓球界的交流作出的努力。”

后藤先生说:“我一定信守诺言,把第3l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办好。”

周总理说:“我们坚决地支持您。”

后藤钾二先生说:“这么说,我得到了七亿人的支持?”

周总理说;“是的,您背后有七亿中国人民的支持,您就放手去做吧……”

会见结束,后藤钾二先生对宋中说:“中国总理对乒乓球运动这样关心支持,实在是想不到。和他谈话,真让人感动。”

1971年2月1日,中日两国乒协的会谈纪要在北京签署。郭沫若副委员长出席了签字仪式,并兴致勃勃地同日本客人谈话。

中国乒协同意派队参加31届世锦赛的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原来中国队不去,名古屋世乒赛也就当成一项平常的赛事,现在听到中国队要来,就完全不一样了。一则中国队是强队,二则因为中国的“文革”时期,跟世界根本就没什么交往。舆论的关注和宣传,使球票一下子就卖完了。

周总理对中国乒乓球队的参赛很重视,还专程接见了代表团,并提出了一个“你们去,到底去干什么”的问题。总理说,你们不光是去打乒乓球的。就此,特别为代表团制定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

毛泽东于周恩来请示上批示“照办”

中日两国乒协签署了会谈纪要的消息公布了,中国乒乓球队全队上下鼓足干劲,训练场上出现了几年不见的备战气氛。

离31届世乒赛开幕不到半个月了,岂料形势突然有了变化。

原来,柬埔寨王国西哈努克亲王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朗诺集团在国内发动政变。中国政府表态全力支持西哈努克亲王。3月10日,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和宋中向周总理报告,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外交副大臣万比尼、青年和教育大臣江裕朗等近日向我们提出,朗诺集团将派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民柬政府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能得到中国和朝鲜的支持。支持的内容包括,中国队是否可不参加这届比赛,以示不承认朗诺集团。

周总理说:“如果需要考虑放弃比赛,只好放弃,要有这个勇气。因为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如今就在北京,要是和朗诺的人比赛,就说不通了。”考虑片刻,周总理又说,“如果朗诺的人和我们碰到一起,我们就应弃权。”

宋中回答:“签已经抽完了,团体赛不相遇,只是在单打比赛中,庄则栋和林美群将和朗诺集团的选手相遇。”

究竟该不该参加名古屋的世乒赛?这是一个大事,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箭在弦上,突然横插了一杠子。在这样的情势下,周总理立即召集外交部韩念龙和国家体委宋中等人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周总理说;“我们究竟参加不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如果去了,是不是不突出政治?”在场的人全部沉默。最后,总理作出指示:把乒乓球队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还有代表团的有关人员都召集起来,让大家讨论,究竟要不要参加这届锦标赛?这就是说要广泛地听听群众的意见。

记得是3月15日凌晨1点钟,我们突然被召集到北京体育馆南三楼会议室开会,如此紧急匆忙,谁也不知道要开什么会。见大家到齐了,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先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要乒乓球队连夜开会,讨论因朗诺集团要参加本届世锦赛而产生的“去,还是不去”的问题。

韩副部长指出:这是周总理对大家的信任,同意不同意都可以发表意见。

我记得这是周总理第二次要我们讨论了。上一次讨论是在五年前,讨论要不要参加第29届世乒赛。我想,周总理这样做是对广大群众的信任,也是为了提高我们分析事物的能力。当时大家都很激动,纷纷谈了自己的看法。我的嗓子正在发炎,说话嘶哑,也还是使劲扯着嗓门争着发言。记得庄则栋是说不要去的。理由是支持西哈努克,是从政治上判断的,但也可能从技术上考虑多一些。因为不去就谈不上输,就保持冠军了嘛,去就意味着不一定能赢,就会有风险。

有一部分人坚持要去,包括我在内。不同意的主要就那几个人,认为要服从政治利益。还有一些是犹豫观望的。这么重大的事情,我实在憋不住,既然来了就一定要说。我说,既然已经与日本乒协签了协议,就要言而有信,就应该去,这样对乒乓球的发展有好处,对国家也有利。最后大部分人的意见是应该参加。

讨论结束,韩副部长说,要立刻向总理汇报,总理还在大会堂等着听乒乓球队的讨论结果呢。对此,我们十分感动。周总理的工作方法非常缜密。每当要作一项决策,如果不是需要当机立断,他总是先征求有关人员的意见,越是基层的意见,他往往越是重视。

据说,当夜听了韩念龙、宋中等人汇报后,周总理果断地说:“我们遵守诺言,参加3l届比赛。只有下这个决心了。”总理亲自动笔,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告请示毛主席。这时,外面天已大亮,已是次日清晨7点钟了。

其实,主席对乒乓球队也是很关心的。此前就曾三次看我们乒乓球队打表演,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当天,即3月15日上午,毛主席就在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批示“照办”。至此,中日乒乓球队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终成定局。

毛泽东说与“名古屋”

每天通话由三次增加至五次

名古屋世乒赛开赛期间,曾召开国际乒联代表大会。那天下午休息时,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来到宋中面前,半开玩笑地说:“宋中先生,听说你们邀请五个国家的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什么时候邀请我们?”宋中一時不知如何作答,只好岔开话题。按照国内的指示,中国代表团此次在日本邀请了英国、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和尼日利亚五个国家的乒乓球队在31届世乒赛结束后访问中国。

当晚,宋中把斯廷霍文的问话向代表团负责人作了汇报。由于此次赴日事关重大,代表团成立了由赵正洪、宋中等七人组成的临时党委。党委成员听完宋中的介绍后,都陷入沉思:“斯廷霍文说这话,是弦外有音,还是巧合,随便问问?”

于是,临时党委很快决定:向国内报告。中国代表团对这类问题显然作不了主。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就一直希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共架友谊之桥。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首脑会议上曾发表过著名的“六十七字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美苏、中美、中苏相互间的对峙局面,被西方一些国际问题专家称为“铁三角”,他们纷纷撰文立说,提出如何平衡“铁三角”的关系,以改善世界和平的大环境。毛主席对这一类文章颇感兴趣,当时曾作过批示,请有关人员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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